formerlynrrrrr

hopelessly naive.

【旧作】【梅西个人向同人】相遇

夜间孤独的过客,你是谁? 

我是一度笼罩这里的诗。 

我这最后远去的高乔人, 

就此永将祖国的心带离。 


1

从诺坎普球场的外墙到拉马西亚小楼的外墙要走527步。这是曼努埃拉告诉我的。 

诺坎普球场的主体沉入地下,灰色的外墙矮而黯淡。这座球场像这个城市一样包含了别别扭扭收敛着的骄傲和躁动。像廉价的焦糖包裹着绵密而回味苦涩的可可。 

我提着电脑向媒体区走的时候低头就能看到晃荡着的记者证。它的挂带蹭的我脖子又痒又涩。10年前的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那时我的工作证是别在胸前的。我轻易就能把它想象成一枚亮铜色的沉甸甸的勋章。10年前的我冲向球场边的官方纪念品商店时胃里搅出的倒是和今天一样的热狗和咖啡味儿。 

那个年轻的我站在收银柜前,说着蹩脚的英语和法语,提醒每一个失望于诺坎普球场低矮黯淡的灰色外墙的游客,这里是全欧洲最大的球场。 

我那时不大注意拉马西亚。青训营是克鲁伊夫的点子。这个荷兰人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来。回来做了教练的克鲁伊夫把何塞普.瓜迪奥拉从拉马西亚青训营带到了诺坎普球场。弗朗哥死了,加泰罗尼亚人在诺坎普球场边漫不经心的种下一粒种子。他们更青睐重金签下的从天而降的救世主。但10年后,他们还是收获了第一颗果实。又过了10年,曼努埃拉告诉我从诺坎普的外墙到拉马西亚的外墙要走527步。 

我数到205或206步的时候已经能看到铁栅栏门上暗红色的锈迹了。我没能数到最后一步,然后告诉我女儿她的步子还太小。地上一处意大利形状的凹陷狠狠绊了我一跤。那数字就趁这时候从耳道里跑掉了。 

205?206?205?206? 

我站起来时头几乎磕在了菲利佩的鼻子上。菲利佩的脸是为他的鼻子才活着的。它高高的隆起,像乞力马扎罗山从非洲大陆隆起。 

“这些东西都破破烂烂的。这路,这门。” 

“加斯帕特要滚蛋了?”和菲利佩的对话如果没有脏字点缀,简直就像奶油蛋糕上少了樱桃一样别扭。“ 

“菲戈这黑心叛徒走了,他也留不长。但我还听到点别的事儿。他们签下了那个男孩。” 

“阿根廷来的?” 

“就是他。也就四英尺高。他的腿不会比竹竿子更粗了。” 

“他们说雷克萨奇不怎么冒险引进外国孩子。” 

“但他们说这是个真正的天才。让其他人都像慢动作里的似的。雷克萨奇这么说的。”

“所以呢?加斯帕特在指望这崽子快点长大来拯救他的主席任期?”

菲利佩对我的刻薄心领神会。我们一起笑着哭了。我们的刻薄既造作又真实。每一个让足球上了自己床的人都是通过对自己的球队刻薄并阻止别人对自己的球队刻薄来找到认同感的。

2000年的夏天,巴萨队长路易斯菲戈转会皇家马德里。我和这座城市一样想到处杀人。我没有问那个长不高的阿根廷男孩的名字。

年底,路易斯菲戈获得国际足联金球奖。

如果说生活像狗屎,对我来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怎样被他押解着吃饭,说谎,做说不上想做或不想做的一切事的。如果说生活多少像诗,对我来说那是因为我确实不敢说12年之后他会把我带到哪。

我在拉马西亚门口摔了一跤,我错过了问一问一个有生长障碍的男孩名字的机会。

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2

每一个在西班牙流浪过的人都成了塞戈维亚输水道投射下的一截狭长的影子。每一个没有五官的影子都爱上了加西亚•洛尔卡和他的诗。后来让我能把自己固定在生活上,能刮胡子,能躺在妻子身边,能给女儿系上安全带送她们上学的力量产生于我蜷缩在汗骚味儿混着香烟味儿的廉价旅馆的那些晚上。床挨着床。我上铺的男人用脚踹铁皮卷的栏杆,他的扭动制造出的噪音听起来像吱咯吱咯的铰链放下一座小吊桥。 墙皮的裂缝永远像什么又什么都不像。有点像伤疤的最美。运气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有窗户。只有西班牙的月亮照过远山中沐浴的精灵,或者躺在地上想着小王子的玫瑰花,死去的父亲和伟大发明的孩子。只有西班牙的月亮拥抱所有的孤独和孤独之美。我把我的包抱在怀里,把加西亚的诗集枕在头下。我从来没把它落在哪儿。所有人带着贫穷或疲惫出出进进到深夜。所有人经过所有人的床,吵醒所有人,用脏话道歉。我不会爱任何人甚于那个在打着月光的台子上搁下一本书的灰影子。

15岁之后,19岁之前,我没有错过过巴萨的任何一个联赛的客场比赛。我为颠的人尾骨生疼的长途汽车,位置最糟糕的客场球票攒钱。我为那些睡在通铺的有月光的晚上攒钱。我用每一个周末在西班牙流浪。我在不得不生活之前把自己放逐。

在梅西刚升上一线队的那一年他没有西班牙护照。他不能踢联赛。但这不能阻止这座城市发现他,不能阻止媒体的触手伸向他。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某种蛰伏许久的力量。当然我发现他是我摔了一跤后错过的那个长不高的孩子。他长高了。我在梅西17岁的时候故意错过了采访他的机会。那是巴萨的第二个王朝开启的2004年。我说我女儿病了。我想起一些事情。我知道梅西15岁时躺在异国一个出租屋里听着父亲的鼾声盯着的那个西班牙的月亮也是我15岁时迷恋过的。我知道我们都曾为它哭泣,都曾在不严实的被褥里发抖,都曾经害怕将来。我发现世界如其所是,我根本没有位置。而梅西试图发现生活的意义。他有梦想。他惧怕失败。他比我盲目,但或许他比我高尚。我觉得我无法面对这个17岁的男孩。我说瓦莱利亚病了。我向我自己投降。

梅西的每一次出场都让他离他在拉马西亚淌下汗水时憧憬又害怕的那个19岁的自己更近。

我19岁那年遇到了我女儿的母亲。生活开始了,我停止流浪。我错过的第一个客场是塞维利亚。伤在塞维利亚,死在科尔多瓦。加西亚•洛尔卡的塞维利亚。我去了诺坎普边上那个酒吧看球。我听到了一样的脏话,我被一样的生活的粗俗和盲目包围。我爱从我身边擦过的拍得我肩膀发麻的球迷或者醉汉,和我爱那些夜晚在我身边打鼾的男人一样。但我永远的失去了西班牙的月亮。我永远的失去了我自己。

我无法评论在梅西19岁那年发生的事情是怎样改变了他。它们太复杂太炫目,有些带来光荣有些带来不幸。但我确实知道那一年曼努埃拉开始了她的流浪,瓦莱利亚开始做一本剪报。


3

梅西十九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复杂的意味都是在他出生前注定的。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蹲在脏兮兮的马路旁面幻想的伟大征服可能只是世界冷冰冰的逻辑链条的一部分。所有意义都不被任何个体掌控。诺坎普对梅西的接纳始于一个独裁者的残暴和一个边缘地区的愤怒。

但即使是在弗朗哥统治的日子,生活也是有颜色的。童年是那些橙色和黄色的色块,像在万花筒里那样散开又消失,散开又消失。人只有开始追问的时候才会觉得不自由。“妈妈我想要那些糖。”“不行,你会蛀牙。”“求你了妈妈。”“不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童年仍然是不断闪出引逗我伸手去够的色块。但后来天真死了。为什么我不能用糖分带来的快感缓慢的杀死自己?为什么不蛀牙是比吃糖更正当的价值?天真死了,我不断追问,我开始感受到愤怒。巴塞罗那是一座愤怒的城市,我眼前不是色块,是被愤怒染红的眼睛。 

后来我发现这座城市的愤怒指向的是无法具象化的东西。它从加泰罗尼亚向马德里臣服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这种割裂,中心和边缘的割裂,永远不会结束。但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以为它的愤怒是指向一个人的。我以为巴塞罗那在等待一个人死去。 

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对的。但也是在后来,我才发现全西班牙都在等待那个人死去,整个国家都在丧钟响起的时候长舒了一口气。这个国家据说是欧洲的乡下,蜷缩在追光灯外幕布后的阴影里。很少有人记得它在世界年轻的时候为马上就要到处杀人的秩序提供了练手的机会。没有什么比一场内战更能解构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而西班牙内战,还是几乎解构了人类存在价值的二战的小型彩排。同样很少有人记得内战后掌权的独裁者是怎样做出了一个或许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西班牙在二战中中立。希特勒没能踩这个跳板扑向北非。 

这个国家总被忘记。 

弗朗哥死了。年轻的我毫不犹豫的跳上的愤怒的船。 

之后的日子有股腥味。腥味越来越重。直到国王出现的电视里,要求军队效忠于他,效忠于西班牙。直到他说民主化的进程绝不能被逆转。 

不再年轻的我刮胡子的时候偶尔会想起西班牙那时的幸运。 

但巴塞罗那仍然是一座愤怒的城市。愤怒的岩浆流向议会和银行,但更重要的,流向诺坎普球场。巴萨是一只背负着愤怒的球队。我还在吮吸手指的时候就在这座球场学会了这种既克制又肆无忌惮的愤怒。她的一任主席在弗朗哥的时代被枪决。她的主场一度是整座城市唯一被允许使用民族语言的地方。它的球衣上绣着加泰罗尼亚语的俱乐部口号——不只是一家俱乐部。我会告诉每一个常驻巴塞罗那的外国体育记者,这句话不只是营销广告。他有份量,他会呼吸,他和坐在球场里的每一名观众一样注视着奔跑的球员。他是伤疤,他永远不会消失。 

我在诺坎普球场明白的第一件事是永远不能向马德里认输。 

2007年3月11日,我在诺坎普球场观看的整整第30场国家德比.在有德比的日子我不坐在记者区。我熔化在迸溅出狂热和愤怒的看台上。在有德比的日子瓦莱莉亚不要棒棒糖,曼努埃拉不会掏出手机。她们享受这种搅乱呼吸的紧张和扩张毛孔的敌意。10万人整齐一致的敌意。 

2007年3月11日,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在诺坎普球场目睹了莱昂内尔梅西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这个阿根廷人把他的第一个帽子戏法送给了一座城市的宿敌。他在打进第三球后亲吻了胸前的队徽。水被倒进了热油里。醉酒一样的红色从耳根占领了每个人的脸。我的视线被挥舞的旗帜挡住了。他们像极了童年的色块。瓦莱莉亚伸手拉住我的衣襟,我向她俯下身,我听不见她。我扯下了自己的围巾,一个男人抱住了我,他的嘴张开合上。我听不见他。我们随着整座看台有节奏的跳动,用力挥舞着围巾,呼喊一个19岁男孩的名字。 

他就是这样征服一座城市的。 

“他是一个天才。” 

“他将会成为一个国王。” 

第二天曼努埃拉和她妹妹在整个巴萨罗那城游荡。晚上,瓦莱莉亚剪下了她买到的每一分报纸的体育版面。每一张都印着一个阿根廷人的脸。那些报纸把果酱从盘子里拖的满桌子都是。我的指尖和鼻腔充满了黏答答的甜腻。


4

他们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也在。后来它也出现在瓦莱莉亚的剪报上。瓜迪奥拉的衣服穿在梅西身上有点大,晃晃荡荡的没有全撑起来。 

那衣服看着就像是有一股樟脑的味道。 

我想象着瓜迪奥拉一言不发地把它打包进箱底,像比赛前更衣室里准备的球衣那样叠,露出整个号码,袖子折到里面。我想象着这件热切的亲吻过巴塞罗那第一座欧冠奖杯的球衣默默亲吻着潮湿黑暗的箱体里每一颗尘埃。我想象着它被从亚平宁带到墨西哥。深夜里电脑屏幕幽蓝的光在三五米外就坠进异乡有棱角的黑夜里。但它能照见的最远的那面墙上隐隐显出了这件衣服的轮廓。弗朗哥死后的每一天,甚至从他还活着的时候起,巴塞罗那一直在等待着重新被欧洲接纳。绕过马德里而被欧洲接纳。 

所以1992年拿到欧冠冠军的一代成了这座城市的英雄。许多年之后,当根本拿不出什么执教履历的瓜迪奥拉作为教练站在这座给他加冕又将他放逐的球场边,巴塞罗那人勉强的接纳了他。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他身上不是长款的修身风衣,而是这件亲吻过欧冠奖杯的球衣。 

这件现在穿在梅西身上的球衣。

2008年夏天。梅西穿上了巴萨的10号。2009年夏天,梅西准备着他的第一场欧冠决赛。他穿上了瓜迪奥拉的球衣拍出了自己最好的一张照片。

几天之后,梅西在与曼联的决赛中打进一粒头球。这一球我既不是用自己的眼睛也不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巴塞罗那的记者们为去罗马报道欧冠的机会打破了头。那阵仗让人轻易的想起印度人互相推搡着挤进像就要撑爆的水桶一样鼓胀着的车厢。我转身跑了。曼努埃拉谎报年龄加入了一个带着酒精,荷尔蒙和打架的欲望横冲直撞的球迷组织。进军罗马,她说。他们的战车是一辆被自己身上的灰尘和排出的尾气呛得肺都要咳出来的大巴车。我装腔作势的阻止她,然后立即安慰自己我管不了了——这不会比流浪时的我在巴斯克遇到做炸弹的埃塔组织更危险。所以决赛日我载着瓦莱利亚离开了这座城市。她一路打盹。进入比利牛斯山区的公路坑坑洼洼。我尽力把车开稳。我想象着曼努埃拉在剧烈的颠簸中大声唱歌,与一个个陌生的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交换眼神。她的充满挑衅和快活,它们的冷淡沉默。比利牛斯山的日落比巴塞罗那市区更美。它是深粉色的。山的轮廓在这种又浓烈又哀伤的色彩上勾出用水冲淡了的黑褐色纹路。我爸爸死在这里,葬在这里。我母亲仍然

住在这里。每一个对巴塞罗那的喧嚣感到厌倦的人都应该逃到比利牛斯山。

我们没有电视。收音机里解说员的激动被昏黄的光线吞噬了。我周围充斥着暴露虚妄和滑稽的绝对的平静。但它没有使梅西的进球和巴萨的第三座欧冠奖杯变得虚妄而滑稽。我们在足球中学会的最正确也错误的事是为爱而爱,为恨而恨,为生活而生活。我们既重又轻。

几年之后,当梅西和这座城市彼此厌倦的时候,当把他带离的航班起飞的时候,这个进球的意义已经变得堂皇又模糊。但那天晚上不是。它为梅西带来了第一座金球奖,它把梅西带到了足球世界的最顶峰。梅西在那呆了很多年。9年之后巴塞罗那终于可以说2000年既是失去的一年,又是得到的一年。那九年像一个调色板一样把一座城市疯狂的愤怒和喜悦搅在一起,制造出谁也认不出的颜色。足球的颜色,活着的颜色。


5

曼努埃拉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对我说出了恨。

“我恨你爸爸。我恨你。”这几个字她吐得又冷又干净,像拂晓笼着雾的松林。世界用它的逻辑吃掉了每一个人。受到冒犯的父亲应该感到恼怒又受伤。在我不得不用一张恼怒又受伤的脸向那可怕的怪物般的逻辑屈服前,我其实感到了一阵眩晕中的轻松,像绷紧的皮筋啪的弹了回来。从我女儿叫出爸爸这个词之后我就在模糊又坚定的等待者另一个词。第二只靴子终于落了地。

从我们一出生起就被教导使用爱这个词。高频率的,不假思索的。结果就是它不意味着任何东西。我们为自己的轻浮付出了代价。滥用意义的结果就是意义被解构。我们永远的失去了爱。

而当我们说出恨的时候,我们先定义了恨。恨产生于幻灭。产生于我们控制世界的企图不可避免的失败。

当曼努埃拉说我恨你的时候,她的意思是我破坏了她对父亲的想象。

那一年这个字眼产生的失重的快感征服了曼努埃拉。

后来,她又说我恨德国人。

他们破坏了她对足球的想象.那也正是收集着梅西的球星卡长大的一代人最致命的一个幻想。

他们说梅西一定会拿到一座世界杯。因为马拉多纳有一座世界杯,因为阿根廷需要一座世界杯。

而我只有在从键盘的缝隙剔走饼干屑或者从浴帘中伸出湿漉漉的胳膊够毛巾的时候,在这些特定的精神专注又涣散的时刻才敢放纵自己把足球想象成这样的故事——英雄流浪在格拉斯哥或拉普拉塔,从世界的边缘征服他的中心。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因为德国人停掉了唱片机,用刺耳的嗓音宣布了一个事实,一个像腰间的脂肪和颈窝的伤疤一样其实根本不应成为羞耻却制造了无法摆脱的偏执和否定的事实 :梅西不是马拉多纳。

南美洲是一个收集意识形态的破烂的铁皮盒,英雄主义这枚金灿灿的戒指不停的从铜锈和霉点中放出不死的光。阿根廷需要英雄。在军政府输掉了马岛战争后尤其需要英雄。战争残暴的光荣能给一切政权带来合法性。而输掉一场战争却更容易摧毁独裁政权的合法性。世界耸耸肩看着阿根廷抱着吉他坐在路边歌唱,歌唱一个真实又虚妄的英雄,歌唱他真实又虚妄的名字。世界知道阿根廷最后也会耸耸肩,啐一口痰,站起来,活下去。

马拉多纳就是那个英雄。他的一切,毒品,酒精,性,都是对失序感的反抗,对永恒轮回的自嘲。阿根廷和整个南美洲一样玩味自己的孤独,残破,忧伤。他们为迭戈而疯狂。

后来阿根廷不再有军政府。那里的一切仍然荒诞而美丽。但是上帝啊,就是没有人告诉他英雄已经死了。死了。这个国家再也忘不了赞美英雄的快感。他们焦灼的渴望烤干了一个又一个天才。

从梅西19岁那年复制了马拉多纳在墨西哥世界杯那个魔鬼般的进球开始,他就完了。那不是什么重要的比赛,但我鬼使神差般的坐在了球门后的看台。我看着一个足球运动员用一个进球开启职业生涯所有的不幸,我看着他快活的庆祝自己的不幸。我听着世界赞美他的不幸。

阿根廷对马拉多纳有多迷恋,对梅西就有多严苛。那两年巴塞罗那把自己打扮成梅西真正的家。但这里不是。怎么都不是。梅西在这里走路,吃饭,踢球,出名,但另一个更真实的梅西在潘帕斯草原一刻不停的流浪。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高乔人狂热的忧伤。阿根廷向他索要一座世界杯。梅西说好。

德国人说不。

2010年的世界杯,德国人用一场4:0对梅西说不。曼努埃拉对她爸爸说我恨德国人。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6

“我以为你不会反对。”曼努埃拉把手臂交叉在胸前。我喉咙发干。什么东西也压在了我的胸口。每一次呼吸肋骨都要更吃力的把它顶起。 

“不,不是。听着,你不明白...” 

“你和他们打了一辈子交道。我是听着诺坎普的歌声长大的。现在,马丁,他就要升上c队了,就要踢上职业比赛了。” 

“ 那不一样。这件事,你和马丁,和我们是球迷不同。” 

“不!” 

“他会有很多女人。” 

“爸爸!” 

“听着!”我上前一步,我的呼吸和我女儿一样急促,“你去找过他,你看到过青训营的周围都是什么。脱衣舞酒吧。在我小的时候老拉马西亚简直要被红灯区包围了。每一个b队和c队的男孩都是那些地方的vip。我知道,我见过。” 

“马丁和他们不一样…” 

“如果他踢了出来,那他就能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开着跑车招摇过市。年轻的模特们会粘着他。没有什么比骤然的富裕更能戳穿生活。一坨狗屎,毫无意义。” 

“他爱足球。”曼努埃拉已经有三年或者四年没有在我面前哭过了。这种陌生的感觉让我觉得她像带了一个哭泣的面具一样僵硬。眼泪像是融化的冰凌毫不迟疑地坠落。 

“那只是一份工作,对我们足球才代表活着,或者代替了活着,对他们只是工作。你没在和巴萨谈恋爱,你在和一个人谈恋爱。而这个人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年轻的球员,空虚又莽撞。”

“还是有人顶住了,成了英雄。” 

“他们真的爱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马丁是这种人。或许没有梅西做的那么好。但他是这种人。” 

“我不想你受伤害。” 

“你现在就在伤害我。" 

我突然有一种荒诞的演出忘词般的手足无措感。我不是那种会扇孩子耳光的父亲,当然也不是会抽出纸巾给他们擦眼泪,温言宽慰的父亲。她不明白。梅西是从自己给自己打生长激素的针孔里,从没有油沫的汤里,从一万多公里外的他乡所有人的白眼里找到爱生活的理由的。所有爱生活的人都有自己不愿意追问的执念,而苦难把它放大了,把它打扮的像一首诗。我读过,自己写过无数篇和梅西有关的稿子,没有一句话比梅西自己的这句话更打动我: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足球的样子。在我心里它就像一颗糖果。 

对于他,他们,爱脱胎于苦难。这是真的。 

而后来,当媒体的恭维从金童变成国王,我却能看到海水在退潮。足球还是糖果吗?或者当苦难终于死掉的时候,爱也死了,生活也死了。厌倦是足球的归宿。 

曼努埃拉就是不明白。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睛里是褪色的愤怒。她转身跑开,鞋子在地板上制造出带着镣铐一般夸张的挣扎的叫喊,而我如释重负。 


7

我的面前不止有电脑,还有瓦莱莉亚的剪报,贴在本上,又大又厚,牛皮封面上总像落着灰似的暗沉沉的。无论我怎么往回拉,那剪贴簿总要占上邻座小半个桌子。管他呢。我桌子上放着的东西对我女儿来说远远比我重要。十年,每一份她能找到的报纸上和梅西有关的新闻。我的或者别人的稿子,卷边的黑白照片,手感滞涩的彩页海报。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女儿是自己把自己养大的。 

她并没有在留白上加大段的评论。最长的一段文字用被别的颜色染脏了的红蜡笔写在第一页 

他们太爱我了,我就是无法那么爱他们。该死的负罪感。 

走开妈妈。 

但这只球队和这个男人不会被疯狂的爱压垮。 

我不爱他们,我不爱我自己。我爱他。 

我女儿把它交给我时的神情平静,忧郁又透明。梅西即将离开。她的剪报会永远停在她爸爸在狭小凌乱的厨房啃着饼干写下的“梅西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转会”的新闻上。我的饼干屑掉进了键盘缝里,现在都弄不干净。她想要一个签名。一个结束一段生活的签名。那就像用电脑特效让一张光洁的脸瞬间起斑生皱一样,是一种夸张却仍然让人战栗的心碎,宿命般的心碎。 

这个等待签名的剪贴簿现在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在我手上。我女儿把她密不示人的宝藏暴露在一个充斥着聚光灯的房间。我女儿希望我打开它,看到那段话。 

这不是示威,而是无言的接纳,疏远又深情的拥抱。


8

今年夏天巴塞罗那不停下雨。活见鬼。这是我想念叨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是我老了。向诺坎普走的路越来越长。我的女儿长大了,她们离我越来越远。

我老了对这座城市来说毫无意义。它既不欢喜也不惆怅。所有人对这座城市都没什么意义,所有人都晚于它出生,早于他死去。

诺坎普球场的墙低矮暗淡。我年轻的时候为此遗憾又不愿意承认。但从球场是上方看它很漂亮。那种弧度像征服这座城市的罗马人修建的斗兽场。从球场的上方看不到奔跑的球员,所有的美只属于这座不为任何传奇存在的球场。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抬高,越抬越高,那么诺坎普球场也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最后整个巴塞罗那都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他们的意义也都被轻易的消解了。就是这么回事。

当人们说起梅西的时候他们仍然啧啧称赞。但梅西的存在和离开和我的存在和衰老一样毫无意义。巴塞罗那既没有记住他,也没有忘记他。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


你说:“我一定能找到另一座更美的城市,

另一块土地,另一块海洋,

因为我在这里的每一次努力都注定失败,

我的心在死亡,

就像我无限忧伤的思绪一样。

回顾往昔,只看到我生活中阴暗的废墟,

还有在这里度过或荒废的时光。

你将在原来的市郊衰老;

在原来的城市变得白发苍苍。

因为城市总是那同一座,你不必另外寻找。

——因为它不存在,既没有通路也没有舟桨。

在这里失去的生活,

你已经将它毁掉,在整个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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